艺术就是自然——刘星访谈录

——欧　南

　　刘星，这位一直过着动荡不宁的生活的作曲家在上海落户已经两年多。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孤独神》，但也许是缺乏媒体宣传，也许是曲高和寡的缘故，《孤独神》没有他的《一意孤行》那样在“发烧友”当中激起强烈的反响。最近，刘星又创作了一张新的专辑《湖》。和刘星接触下来，感觉他虽依旧显得忧郁，但心态较之以前却要平和了许多。带着对他新作的兴趣和一些想问但平时又难得去交流的问题，我在中唱的小数码棚里采访了他，就以下的一些话题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

欧南 ： Nag Age 音乐的概念现在已经被大多数作曲家所接受，但也有些作曲家（比如何训田）对此并不以为然，对此你是怎么看的，是不是认为自己的作品属于 Nag Age 的范畴。

刘星 ： Nag Age 的定一现在已经很模糊，它的界限究竟是什么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无法归类的音乐不管三七二十一都统称为 Nag Age 。对这种说法我并不计较，因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音乐就是音乐，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如果我承认自己的音乐属于 Nag Age 范畴，那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它该如何划分。

欧南 ：从《一意孤行》到《孤独神》、一直到现在的《湖》，你的作曲风格有着很大的变化。从《孤独神》中能看出你的情绪似乎已变得更为深沉含蓄，而《湖》则带有更多恬静的冥想。从创作上来说，你是不是感到这种变化更接近你所向往的自然。

刘星 ：首先我认为自然的概念应该是这样的：我创作的东西别人也许不喜欢，但我喜欢，这就是一种自然。因为他合乎我自身的逻辑而不是别人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写《孤独神》时并不会去考虑别人是否会喜欢，而别人对它有什么评价都无所谓，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这种情绪、这种风格最能说明我。换句话说，在哪个时候我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孤独神》，而不是其他。那么在目前呢？按照我现在的状态，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湖》。

我说的自然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而不是刻意地去迎合什么！或者自己想说什么你让它自己流出来，这就是自然。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而感受不同，作品当然也就不同，但这是合乎自然的，因为他并不在迎合什么，而是出于“内在的状态”，是一种倾泄。

欧南 ：你一直过着动荡不安的漂泊生活，在北京待过多年，在深圳也住过。而从 93 年下半年以来，你在上海已经住了两年多，能不能谈谈在上海这两年的生活给你在创作上带来些什么？

刘星 ：上海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商业城市，和北京相比上海显得更复杂。在上海我也接触了很多音乐人，但总的感觉和北京不一样。在上海我很难找到艺术天份很高然而又不世俗的人。但奇怪的是，上海的欣赏水平又很高。这里缺乏良好的艺术家环境，却又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层次的欣赏氛围。在上海这两年一个最直接的感觉是灵感越来越少，而《湖》是我转变的一个原因，我变得更喜欢观望，喜欢冥想。

欧南 ：你一直主张用心灵去写音乐，而不是用其他任何方式去“做”音乐。那么当你没有灵感的时候，你会怎样呢？

刘星 ：玩游戏机。随便说一句，我玩游戏机是专业的，而作曲是业余的。（大笑）

欧南 ：在业余时间，你常常画一些也许只有你自己才能“真正”明白的画。我们姑且把它看成是你音乐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表达到底是你写不出音乐时候的一种随意的涂鸦，还是另有一种隐晦的深层意念，你怎么看呢？

刘星 ：绘画可以说是我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有时在心情烦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但那时想写的是文字而不是音符。一些好的音乐动机常常是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写出来的。但绘画则不一样，不管心情好坏我都画，因为我喜欢绘画，我觉得它的构图是音乐无法替代的，它有时显得更直观，所以也最能折射内心。

欧南 ：每个艺术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孤独，你常常也是这样，那么孤独对你的创作究竟带来了什么？

刘星 ：我是个宿命论者，我认为人的某种命运是必然的。有时候我会长时间地沉浸在痛苦之中，有站在荒漠中孤立无援的感觉，但我并不喜欢这样。痛苦带给我思虑，但思虑使我更痛苦。这种辗转反复，陷入一张无形的网中，在这种状态下我有时写出的作品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或许价值也不一样。

欧南 ：有人说你是中国新音乐的“拓荒者”，你如何看待这个评论。

刘星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有这种说法，但“拓荒者”的概念其实是社会性的，而不是艺术性的。在艺术上没有什么“拓荒者”。所以，我也不承认别人的这种评论。

欧南 ：除了作曲以外，你常和朋友一起喝酒、下棋或者玩游戏机，在这种时候，你常常显得像一个孩子那样令人可亲，而在平时你一直都是沉默的，有时沉默的令人乏味。在此，我不能断定你是否具有双重性格，因为这期间可能是你对不感兴趣的交谈感到厌烦，所以沉默是最好的办法。但游戏是不牵涉到什么的，因此你会很放松地去玩，甚至玩的忘乎所以，你说呢？

刘星 ：可以这么说，我现在跟过去可能已有些不同，变得越来越随和，越来越会忍耐。这其实是个情绪问题，我并不是如你所说的：“平时沉默的令人乏味”，但我承认有时没有情绪时可能会怎样怎样的，也许正好被你碰到，活该你倒霉。（笑）

欧南 ：我们知道，西方古典音乐之所以如此兴盛，是因为合乎哪个时代的美学观。而在现代，古典音乐显然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我个人认为音乐所表达的东西都是灵魂中所固有的，是先天的，后天不过是慢慢的加以培养使其成型。这点有点类似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的话。我想问你一下，你对当代音乐（尤其是中国音乐）的看法，包括你灵魂中固有的一面是否会被大众所接受。

刘星 ：现代的音乐是多义性的，文化也一样，它不像古典音乐时期那样认为自己的民族的东西是最好的，而拒绝其他民族艺术的介入。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隔阂越来越小。到了现代，中国如果再有这种想法可能对自己的思维形成很大的障碍。所以，我并不拒绝任何音乐愿望大于实际。因此我希望个人的灵魂能被大多数人所感知，如能沟通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欧南 ：作为一个很直观的作曲家，你的《一意孤行》之所以被听众普遍喜欢是因为它极富感性地流露出你自己的内心世界。你的内心语言纯净而不复杂，所以很容易和他人产生共鸣。我想问的是，当今在海外一些比较有名的华人作曲家如谭盾、陈其钢等人，他们有些作品的想法也许也是想回到自然，甚至是远古，这和你所崇尚的自然有相似之处，但作曲手法却是大相径庭。他们的音乐对现代人来说其实是相当的复杂，对此你是怎么看呢？

刘星 ：前几天在聊天的时候，谈到流行乐坛上有实力派和偶像派之分，其实在“严肃音乐”上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有一种作曲家专门去找一些鲜为人知的素材，用别人所不熟悉的语言来表达。当然我不否认这种做法的价值。而当代人似乎认为这种做法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他不懂，所以感到有新意。我认为艺术不是玄的东西，艺术存在于生活之中，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都可以找到艺术家。但现在一些人专门去挖掘一些鲜为人知的素材，而这种做法似乎更适合当代都市人的需要，因为他们过着一种不愁吃穿的生活，所以希望去寻找一些刺激的东西来满足自己，但我认为这是背离艺术的。我的艺术观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新鲜感。从 80 年开始我搞多调性音乐创作； 81 ～ 82 年开始写十二音，在学校一种被人骂，但一直到 84 年我还沉湎其中。 86 年我在北京，有一大帮人在搞现代先锋音乐，并成为一种时髦。但就在这时，我开始转变，这并不是说我看见别人在搞我才转变，这纯粹是自发的，因为我越来越感到这种做法其实相当简单。你只要有感觉凭想象，不按常规的方式表现就可以了。

　　我的改变使我越来越感到艺术不是玄的东西，他存在于人之中，生活之中，我绝对否认把艺术玄化。

【后记】

　　这是 96 年初和刘星的访谈录，刊发在上海《现代音响》 96 年第二期，时隔多年，感觉当时的一些看法，比如刘星反对艺术的玄学化等问题仍然是我们所坚持的。艺术的商业化、商品化已经愈演愈烈，艺术家也越来越退化成“广告人”了，我无法预知艺术的未来会怎样，也许它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也许也会使人重新开始去寻找灵魂在生活中的意义，当然具体如何，我无法猜测也不想猜测。